今天,音乐家们已经习惯通过旅行来做音乐。在和我合作过的音乐家里,包括了那些从各地收集声音样本再来拼贴的,也有呆上个把礼拜之后,和当地音乐家做同期录音的。总之,随着旅行愈发便捷、人们对音乐的理解愈发宽泛,即兴地制作音乐的方式也逐渐流行起来。
2013年的7月,成都,我也担任了一次即兴音乐的制作人。为了录制八首四川民歌,我尝试着将两位背景完全不同的音乐家带到一起。旅美古筝音乐家吴非和四川民歌手朱中庆在四川成都见面了。
吴非: 作曲家、古筝演奏家、声乐艺术家; 根源于北京,旅美旅欧、三点一线的表演生涯; John Zorn、Fred Frith、Cecil Taylor的全时合作者; 出版唱片《A Distant Youth》(2007)、《Yuan-缘》(2008)(同年芝加哥Alarm杂志最佳唱片)、Pluck (2011)。 朱中庆: 四川民间音乐收集者、改编者、表演者; 搜集了《符河号子》、《乌江号子》等著名川江号子曲; 改编了《螃蟹歌》、《月儿落西下》、《日白歌》等四川民歌; 作品被四川各个民族音乐研究机构所备档。
——我在宣传文案上写下的话
尚未被了解的四川民歌
提起四川民歌,绝大多数人只知道两首——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和《康定情歌》,加之宜宾地区可能有些名气的,还有《螃蟹歌》和《高高山上一束槐》,算起来最多也就是四、五首。其实,四川还有大量的好民歌和好故事等着人们去发掘。
《月儿落西霞》是来自川东北地区的小调,唱词是一位被遗弃怨妇的哭诉;《撵野猫》和《日白歌》都是来自川南地区的朗诵体歌曲,是市井人们所八卦的小伙子小姑娘的情事;《螃蟹歌》是自贡的抬工号子,人们一领一合地为劳作减压;《山歌好唱口难开》是川北地区的高腔山歌、一种喊山调,类似的唱词还出现在《大板腔》中,后者是重庆的蒿草锣鼓调;《挽子歌》来自于东南部的自贡,是当地盐业工人的歌谣,据说这是盐工们的一首婉歌;还有,在宜宾高县的南广河上流传着《南广河号子》,因为这条河很小,它也被称为《小河号子》……
这些民歌年代已久远,人们只闻其名不知其详。好在,还有朱中庆这样一位“二代民歌手”。作为歌舞团成员,朱中庆曾经在五十到八十年代间亲身向四川民间艺人学习过唱民歌。很早开始,我就知道朱中庆具备着将这些歌曲复原的能力——他十分懂得这些音乐的韵味,这些都是他几十年亲身采集民歌的结果。
距离我心中的四川民歌录音,最近的,来自于2007年左右在地下市场传播的《田野录音套》。这套唱片中的《川江号子》一张,可能是人们第一次在歌舞团外听到朱中庆的声音——他虽然已经在国家单位体制内有了些名气,但知道他的年轻人还是寥寥无几。
所以,好的音乐是需要新的面貌的——尤其对于民歌而言。早在一年多之前,我和吴非就开始计划:她的演奏下,重新将这些民歌录制出来。那时,我的脑中无数次地想到阿塞拜疆的木卡姆歌手卡西莫夫和“科诺思”四重奏的合作——从摸索再到浑然天成的过程让我着迷;琵琶乐人吴蛮和维吾尔音乐家Abdulla Mejnun在《边界》中的合作也有着类似的效果。这些都是音乐的一种新语境——不再用民乐队、不再用民族唱法的大花腔。
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… … 这是个世界音乐占据我们审美的年代:一方面,人们对根源的东西有兴趣;另一方面,人们希望它以新的面貌出现。对那些来来自中东、北非的音乐如此,何况,民歌和号子本来就是我们血液的一部分。
即兴
吴非,一个来自自由艺术世界的音乐人,和朱中庆,一个习惯了国家管理的“一级作曲”,把他们凑到一起不容易。
从事情最初运作开始我就怀揣着大把大把的担心:如何是让两个素未谋面的人进行对话?何况,他们要做的是艺术——极为抽象的形式。然后,我会开始考虑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,比如,古筝这样一种古典味道的乐器,如何能和劳动号子民歌放在一起?一大堆疑问都停留在我脑中。
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当然就是即兴——英文称为improvisation;我和吴非之间聊天时,我们会用美式英语发音简称为improv。现在市面上我们能见到的大多数先锋音乐都是即兴的结果。这样的方式最时髦,但是其负面地结果往往是音乐被简化成为了声音;音乐形成的美妙过程被简化为了声音的冰冷碰撞。
起初,我和吴非并不希望制作一个即兴作品,而是具有严谨结构的作品。但是很快,我们意识到:这个愿望恐怕很难实现。如果要追求严谨的结构,可能需要两人至少在一起磨合一个多月。后来,吴非告诉我:“艺术这个东西,不能期待太多,它最美丽的部分往往意外而生的”。后来,我们干脆将期待中的、过于具体的音乐放下,认真对待这样一次即兴,并尽量在即兴中加入缜密的编曲。
虽然朱中庆并不知何为即兴,但好在和其他体制内的音乐大佬比起来,他算是一个接地气的人,我们至少能在行动上保持着一致。朱中庆经常说的一个字,叫“弄”,四川话中,他会略带些long的二声。
“具体要怎么弄啊,这个还得商量”……
——朱中庆在策划过程中的习惯语
所以,行动力,我们三个总是有的。
实现
排练,我们选在了四川省歌舞团的一个旧排练厅中,体制内的人会简称为“省歌”。每到夏天的演出淡季,这里就开始搞装修,窗外在建着一个新的大楼。味道不但充满油漆味,周围施工也带来噪音不断。我们的排练总是吸引了很多人来观摩——有“省歌”的、有音乐研究机构的、有纪录片制作人等等——大家一听说此事,都充满了好奇和猎奇。
录音的选址,既要考量声响,也要考量审美。大多数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应该选择在高端录音棚,但我对此提议既无充足经费也无兴趣。我非常喜欢室内演奏厅的声响环境,因为听起来,仿佛你能置身于“观-演”的氛围中。
因此,我们将录音选在了四川音乐学院的声响效果最好的一个小音乐厅里——这是朋友费了不少力气通过关系解决的。这算是成都最好的音乐演奏厅了。那段时间,音乐厅楼下是考级的孩子们。听着各种各样的乐器声,吴非笑言:“什么时候中国取消考级了,中国的音乐就有戏了”!
号子的节奏,虽然大部分时间很工整,但有时也难以琢磨的。《南广河号子》有着节奏非常整齐的段落,在没有伴奏下听起来非常过瘾。但随着音乐的进行,这种节奏却随即发生错位,重拍发生了改变——这是由于领唱船工的身体动作习惯而决定的。排练这首号子曲时,一位老号子歌手对吴非说:“姑娘,虽然你有很多演奏经验,但是我们是唱号子的,有些节奏的变化你还是得听我的”。
类似地,在《螃蟹歌》这首抬工号子中,领唱部分有时会拖长音——因为在实际的民歌情景中,领队的抬匠确实通常会将音拖长让拍子捉摸不定,便于控制整个队伍的速度。
这些民歌中随机而发的因素,让吴非很难把握。一度,吴非希望弱化古筝的节奏感。但在我看来,节奏是沟通两代人的音乐桥梁,我们需要一个相对连贯的节奏来嫁接两代人的审美,而不是抛出完全零散的声音碎片去取悦某个听众群。所以,我们最后保留了这种被“破坏的”、但却还算连贯的节奏。
除了传统的古筝演奏技法,吴非会使用一些有意思的技巧,以此激活来即兴。比如,刮奏。吴非告诉我:这是筝的“强项”——用于模仿流水的声音非常有效。古筝模仿的流水和古琴不同。古琴仿佛是一种印象派——人与人各不同,而筝带来的则是相当写实的感觉,能够呈现民歌中很具象的流水声境。
另外,prepared是个现代作曲概念。这个英文单词,常常出现在作曲理论中,意思是在乐器上做一些结构上的改造,让演奏听起来发出一些特殊的声响。《螃蟹歌》的演奏中,吴非在古筝弦上夹上了三四个钥匙环,这样这几根琴弦就成了震动音。听起来,震动就像是螃蟹横着八只爪子在沙滩上爬。很应景地,一位合唱团成员也做着动作来配合这样的演奏。逐渐地,那种摇摇摆摆的“螃蟹节奏”被带出来了……
丰收年来,螃蟹(hai) 儿多呦
——《螃蟹歌》歌词
最为精彩的部分出现在《大板腔》的演绎中。听到这首曲子的最初,吴非就希望用戏剧化的手法去处理,因为这让她想到了日本的歌姬的夸张舞台效果。和四川音乐学院的两位音乐家(演奏大鼓)一起,吴非随着朱中庆的乐句强弱加入舞剧式的打击乐。朱中庆此时也似被感染,即兴地唱出一些谱面上本不存在的旋律。
《月儿落西下》一直是我最为喜爱的朱中庆歌曲,这也是吴非最为用心编排的一首。听着二位的演奏,我的脑海中,经常想像着川北山区的云雾和湿潮的房间里的那个怨妇。吴非加入了蹭弦的音效,像是几只蜘蛛趴在房间里。偶尔出现的怕打琴弦的回响,颇有些山中老宅的恐怖意味。此时,我的Rode NT-5电容麦克风,就伸在筝的音孔中,震动琴弦的物理空间感被充分捕捉下来。
《月儿落西下》中,朱中庆吟唱之后的三分钟时间,吴非做了一段长独奏。这一看似设计的段落,朱中庆居然还以为是间奏的排练,而放任其自流。我心说:这是多么美妙的一次误会……
当八首四川民歌的录音结束,几位成都的客座音乐家——演奏萨克斯、黑管、钢琴、古琴的朋友等等,也一起来即兴——他们都是录音师李琨和作曲家毛竹的朋友。于是,整个礼拜中最为轻松的时刻到了:我们在舞台上时而辞赋、时而起兴、时而又全无规律,钢琴上的铁环和乒乓球的声音也融合成为了音乐。这个即兴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,毛竹笑笑,对吴非说:“怎么样,爽够了没?”
后记
伴随着很难平息的心情,我一遍一遍地听着这次即兴制作的录音。与此同时,朱中庆还时不时给我电话,说着一些更为庞大的计划——其实他那些计划已经无数次地被制度内的人和事搁浅。我想,可能这些计划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——至少对我而言——他所期待的音乐实在太具体了,并非是这个即兴做音乐的年代所能承载的;而我,也不是那个有能力投入百万现金的音乐商人。
但是,我深感内心的满意。至少这次之后,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音乐是个体验的过程,经历了这个过程,可能最明白这音乐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就像,我的脑海中留下的,肯定将是那个帮腔队员跟着吴非的改制琴弦模仿螃蟹爬行的样子,这就是我心中的《螃蟹歌》——其他任何理论解释,都无可替代。